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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实验研究的兴起与中国法理学观念的更新

  用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是近年来的学术亮点,值得学界关注。秒速飞艇平台法理学实验研究的出现可被归因于三点原因:其一为对既往法学研究尤其是分析法学研究之局限的理性反思,秒速飞艇平台其二为实验哲学的智识支撑,其三为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法理学实验研究的出现必将为法理学研究带来积极影响。一方面,法理学实验研究为法理学的方法论提供了新思路,拓宽了法理学研究的论域,其是将科学哲学、法律科学和法律哲学这三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结合的一种尝试。另一方面,法理学实验研究有利于科学家型法学家的产生,其为进一步祛除法学精英主义取向、健全法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代中国法理学正致力于复兴一种“对法理的共同关注”,法理学实验研究无疑有利于更新中国法理学研究的观念。当然,实验法理学作为新事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尽力克服。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研究:以公正司法为中心的考察”(17VHJ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现实问题研究”(2015MZD0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研究”(18JF210)的阶段性成果。

  近二十年来,随着哲学研究的实验哲学转向,现代法学研究也随之产生了用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尝试,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学研究动向,法理学实验研究的理论旨趣在于,用多种实验方法采集相关数据,探究异于法学专业人士的直觉判断或经验反应,试图对诸如意图、因果关系、伤害、责任和同意等法学核心概念以及相应的法理学命题作出重新阐释,在此基础上呼吁,法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应祛除精英主义取向,走向世俗生活,最终为法学研究回归自然主义“硬科学”①打下坚实基础。为了推动对法理学实验研究方法的理性认知和批判式运用,对其进行系统解读及理论反思就殊为必要。本文即是这样一种初步的尝试。笔者将系统地考察这一方法的兴起缘由、核心方法、价值旨趣以及可能影响,以期为学界理性认知这一法学研究的新动向作出贡献,进而推动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进步。

  正如学界所广泛认识到的,法理学是阐述实在法的原则和法律关系的法律科学,②是关于法律现象最基本、最理论化的分析。③这表明,在一般意义上,法理学是建立在部门法基础上的坐而论道式的学问,或者说,法理学是进行规范分析的“纯理论”学说,④规范/价值分析一直是法理学的核心。因此,法理学自然也就容易与人类的真实生活失去联系,尤其是随着传统分析法学日益向抽象化、技术化的形态发展,这种日益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法学显然不能准确反映法律的真实运行状况。到二十世纪中叶,这种规范/价值分析方法逐渐被法社会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研究方法所取代,然而,法社会学和现实主义法学在对法律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时,既缺乏实验方法,也没有遵循实验技术科学的研究方法,故仍然难以摆脱“纯理论”研究的局限。这种研究取向既缺乏可控的实验和自然实验方法,又缺乏理论假说的客观可检验性,美国学者波斯纳将之视为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缺陷。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实证主义作为第一大学派显然有其优越性,即经验调查胜于形而上学(白纸黑字),科学性优于知识性。⑥相对于用经验调查解决法律实证主义的问题,实验法理学无疑既是对法律实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法学研究范式的探索,其旨在用实验方式验证法理学乃至法学的问题,以期增强法理学的科学性,使之成为一门科学。

  这表明,法理学成为科学的一个可能途径就是从思辨法理学走向实验法理学(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相应地,法理学者也必须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不再坐而论道,而要深入生活实践,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进行研究。实验哲学要求哲学家摆脱纯粹的思辨,走进生活,而由于实验哲学是实验法理学的思想渊源,所以,实验法理学对法理学者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唯此,才是法理学科学化的沧桑正道。这一思想至少可被追溯至霍姆斯官,早在1895年,他就主张,“理想的法律制度应该从科学中提取假设和立法依据”。他甚至认为,至少物理学的技术有可能解决法律的最基本问题,“未来的法学家应当是统计学家”。同时,他还提出了“对科学的终极依赖”的理想,因为科学最终要尽可能地确定不同社会目标的相对价值。⑦实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进一步断言,“一门学科在其先驱发展出处理相关变量的技术时就会走向实验化”。⑧法学概不例外,在现代法理学研究者的工具箱里,如果只有“那几把刷子”,则显然是不够的,故而需要扩展传统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如果说规范/价值分析的“刷子”相当于法教义学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近年来兴起的社科法学思潮无疑可被视作一种“增加一把刷子”的努力。实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探究事物之间因果联系之确定性的科学方法,正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新工具、“新刷子”。它旨在通过直觉调查实验和自然实验来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普通大众对法律问题的反应,而非像传统法理学那样建立在法学专家的直觉之上,这可以提高法学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另外,实验研究方法能够立足于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法律变革,更好地回应人工智能、大数据对法理学发展提出的新挑战。学界近年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意味着,法理学的科学化是时代发展的应有之义,法理学有必要进行实验研究的转向。

  法理学实验研究的兴起离不开相应的智识支撑,这种智识支撑既来源于实验哲学的兴起,又得益于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首先,实验哲学为法理学实验研究提供了智识支撑。如前所述,传统分析哲学是一种“扶手椅上”的学问,哲学家习惯于坐在“扶手椅上”,从自我直觉和未经考验的假设中推断信仰、人性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动机。然而,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方法是形而上的,故而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重大局限性:对一切智识问题,均依赖于先验的、纸上谈兵式的方法予以解决,缺乏适当的经验证成(包括阐释性证成),并在事实上面临“认识论破产”的威胁,秒速飞艇官网即无法真实而有力地解释相关社会现象。因此,实验哲学(简称为X-phi)应运而生。乔纳森·M.温伯格、肖恩·尼科尔斯和斯蒂芬·P.斯蒂克等人主张,一切哲学研究都应当被建立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用真实的实验来检验那些凭直觉产生的主张。相反,传统哲学家通过自己的认知直觉进行思辨,他们依赖认知直觉获得知识,进而得到规范性结论。⑨这种研究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一切知识、判断和规范性结论都首先来源于那些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⑩而得到的自然化知识,确切地说,就是大众化的直觉知识。哲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哲学家应当使用实验方法来研究、阐明哲学问题。简言之,“数据无理论为空,理论无数据则盲”。(11)

  自此以后,实验哲学逐渐得到发展,并不断促使哲学研究进行一种试图用实验方法来阐明哲学问题的新转向。实验哲学的所有工作均“致力于使用受控的和系统的实验来探索人们的直觉和概念用法,并检验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如何影响传统哲学辩论的”。(12)在此基础上,实验哲学着力解决如下几个耳熟能详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人们的道德判断似乎会影响他们对看似非道德问题的直觉?第二,人们到底是认为道德问题在根本上有客观的答案,还是认为道德具有相对性?第三,人们相信自由意志吗?进而,他们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容吗?第四,人们如何判断一个个体是否具有意识?(13)当然,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验哲学家已经从传统哲学那种思想实验的直觉评估式的实证研究,转向了更为广阔的考察哲学证据来源的研究。也就是说,实验哲学虽然仍以直觉调查为重心,但其研究主题日趋多元化,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不到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实验哲学运动之所以能如此方兴未艾,有其独特原因。原因在于,实验哲学标新立异地将大众的认知直觉纳入哲学视野,此举击中了传统分析哲学的软肋,即哲学家的“扶手椅上”的沉思是检验哲学好坏的唯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实验哲学为哲学研究的方法库提供了新工具。事实上,这种在“扶手椅上”沉思的研究方法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然而,随着复杂多样的社会变迁,哲学家单凭有限的想象和推理,已经很难把握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分析哲学日渐向细节化、技术化方向发展的今天,传统哲学对现实生活的远离已严重影响了哲学的生存与发展。实验哲学的产生,无疑就是一剂纠偏的解药,具有深刻的现实说服力和影响力。实验经济学、实验法(理)学的产生和日渐繁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法理学实验研究的兴起受到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影响。近年来,新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神经成像和测量反应时间为内容的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尖端科技得到长足的进步和更新,这已经为持续改变法学研究方法打开了新的窗口。甚至前沿尖端科技的发展已经促成了相对稳定的法和神经科学(law and neuroscience)亦称法神经学/神经法学(Neurolaw)的学术研究方向。(14)而且,人工智能也已经在挖掘法律数据以及文本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廉价且方便的互联网参与者招募平台开始出现。这使个人和企业能够很方便地将流程和工作外包给广泛分布的对象,从而使之在线上执行相关实验调查的任务,这极大地降低了实验研究的门槛。(15)总之,这些都对法理学实验研究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自霍布斯的“推理即计算”、(16)莱布尼茨的法律可知和理性论(17)产生以来,科学性一直为法律所追求,并产生了以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等为代表性成果的创制法典之立法实践。但严格说来,科学家与法学家在工作上的区别是显著的,科学家主要从事收集、分析、表述和解释实验数据的工作,这是一种基于数理逻辑展开的科学工作。而法学家则主要分析法律的规范/价值,这是一种对意义进行阐释的科学工作。本文所涉及的实验法理学无疑属于前者,即力求把法理学变成一门基于实验科学数据而进行研究的学问。(18)事实上,这也体现了霍姆斯等一些著名法理学家之吁求的本意和初衷:让法理学成为科学。(19)实验法理学的核心理论旨趣在于,破除当代分析法哲学对概念分析的迷信,秒速飞艇平台证明分析法哲学在认识论上已经破产。法理学应该转而尝试超越对概念和专家直觉的分析,追寻一种基于大众直觉而进行分析的“自然主义”法理学。当然,这里的“自然主义”是“一种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哲学探究的方法论教义”。(20)根据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认为是不能通过哲学家的先验的、纸上谈兵式的方法来解决的,相反,需要对其嵌入(或代之以)适当的经验理论。经由概念分析无法找寻法律的本质和真理,这是基于对两种概念分析的形式进行考察之后所得出的结果:一种是“不适度”的概念分析,奎因的见解很好地论证了此种概念分析的缺陷;(21)另外一种形式的概念分析则试图将法理学演化为“盖洛普民意测验变种的平庸的描述性社会学”和“美化的词典学”。(22)事实上,这也是莱特等法理学家超越分析法学并转向适度概念分析和大众直觉分析的表现。正是在此意义上,莱特批评了以哈特为代表的牛津分析法学派的不足:他们对法律的概念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的直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牛津哲学家们的空谈,而不是来自“普通人”的想法。(23)也就是说,法理学亟需实验哲学知识的渗入和验证,以保证相关的法律研究工作来源于正确的信息。这些信息实际上是那些生活在法律之下的“普通人”所持有的,具体体现为他们使用法律的概念以及其他相关概念去理解他们自身和所处的社会。(24)

  最早发明实验法理学术语的是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他认为,现实主义法理学是一个不幸的标签,因为“现实主义”有太多的内涵。鉴于现实主义法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基本实验原理具有一致性,他建议将现实主义法理学(Reallstic Jurisprudence)重新命名为“实验法理学”(Experimental Jurisprudence),将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人称为实验主义者。(25)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将心理学应用到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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